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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中国消费政策的选择:结构性拉动消费
来源: 《当代经济》2016年第24期 | 时间:2017-02-03|阅读数:

  摘要:2015年之后,中国仍将面临着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低碳消费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鼓励低碳消费,抑制奢侈浪费,鼓励低收入者的消费、稳定中产阶级的消费、抑制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即结构性拉动消费必然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结构性拉动消费对短期经济增长可能具有负面效应,但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低收入群体由于物质消费的增加而使自身的福利水平提高,富裕群体由于通过帮助弱势群体、投入社会公益、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等消费同样可以提高自身的福利。结构性消费并不会降低居民幸福感。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为结构性拉动消费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结构性拉动消费,低碳消费,经济增长

  现如今,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恶化趋势并未有效遏制、全球要求降低碳排放的多重背景下,2015年之后的中国,要确保走可持续消费的模式,将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其一是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其二是低碳消费保护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大力鼓励消费;另一方面政府要极力抑制消费。鼓励低碳消费,抑制奢侈浪费,即结构性拉动消费,这将是我国政府最为可行的结构性拉动消费选择。本文主要探讨结构性拉动消费的内容及理论基础。

  一、结构性拉动消费的内容

  1、鼓励低碳消费,抑制奢侈浪费

  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鼓励低碳消费的模式。

  在衣的方面,鼓励低碳日用。支持居民选用自然环保面料和可循环利用材料制成的衣服,减少洗涤次数,鼓励手洗衣服,自然晾干;减少生活垃圾,对垃圾进行合理的分类,提高回收利用的效率;提倡合理消费、文明消费,淡化面子消费,戒除奢侈消费。

  在食的方面,在保证营养、健康、均衡的前提下,提倡少食肉禽蛋奶,多吃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尽量多选取当地、应季的天然食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外出就餐时做到酌情点餐、杜绝不必要的浪费;选用节能冰箱、节能灶具、节能电饭锅等高效厨房系统,尽量减少能源的消耗,采用蒸、煮、拌等烹饪方法保持食物的原有营养。

  在住的方面,提供以生态节能为导向的低碳建筑。鼓励企业使用新型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推广使用太阳能路灯和景观灯,楼道照明采用声控灯技术,室内照明推广使用节能灯等;营造树林绿地,绿化城市屋顶。

  在行的方面,提供以绿色环保为导向的低碳交通方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严格控制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长速度;鼓励购置小排量汽车,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太阳能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等新能源交通工具;短距离出行鼓励步行、自行车出行。

  2、对应不同群体采取鼓励、稳定和抑制的消费政策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居民消费也有明显发生着变化。在居民总体收入增加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拉大,形成了高、中、低不同阶层的收入群体。所谓结构性拉动消费,就是政府采取政策鼓励低收入者的消费、稳定中产阶级的消费、抑制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

  对于高收入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已满足,他们的主要消费是高档产品、服务和精神文化等方面,在吃、穿、用、行等方面,容易产生奢侈、炫耀,甚至是铺张浪费的现象。凡伯伦认为,对炫耀性消费的追求会导致社会浪费。他认为,从个人消费者的角度看,炫耀性消费与其他消费没什么两样,二者都为个人消费者带来效用,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消费就是浪费。因为它不会增加人类整体的幸福和满足,因为一个人从炫耀性消费中所得到的效用就是另一个人效用的损失,它们的效用最终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凡伯伦主张对炫耀性消费行为实行管制。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消费的主体,这部分人群的基本消费需求已经满足,正在积聚资金向更高一层的消费提升。但是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还没有完成,使居民预期支出大大增加,即期消费则变得缩手缩脚。结构性拉动消费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稳定其消费,并努力扩大中产阶级的群体队伍。

  低收入群体消费状况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如今已成为社会各界都在普遍关注的问题,这部分人群的消费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由于收入水平较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为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仍然以维持基本生活消费为主,因此拉动消费必须刺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才能取得一定的显著效果。

  二、结构性拉动消费的理论依据

  1、低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

  本质上要求节俭的低碳消费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1776年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著作中,明确地表达了节俭、资本增加和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节俭增加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起财富增长,财富增长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现在的节俭是为了未来的消费。古典经济学家中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1772-1823)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认为减少奢侈品和享受品方面的支出能够增加产出,增进财富。19世纪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虽然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物质财富观,但仍然主张“节制”当前消费,有利于未来消费。马歇尔(1842-1924)继承了西尼尔的“节制论”,认为等待就是在延期享受,只有“节制”积累资本,才能进一步“等待”形成财富,“节制”和“等待”之间是递进关系。

  本质上要求节俭的低碳消费对短期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rville,1670-1733)是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他的名著《蜜蜂寓言》于1706年以独立的小册子公之于世,书的副题叫做“私的罪恶是公的利益”。他认为人类欲望和奢侈的增长,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即如果每个人都在自由地做着利已的活动,才能达到“公共利益”,增进着社会全体的繁荣,利己活动为社会带来的利益大于非利己的活动。过分节约,压制消费,意味着人们将不再购买商品,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直接消费以及凡是能创造需求的就业的任何浪费都是有益的、必要的。马尔萨斯在研究财富增长问题时,把节约与有效需求相联系,研究分析了节俭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从资本的形成来看,节俭确实可以使资本增加,因此节俭是必要的,而且是一种美德。但是从有效需求的角度看,节俭是否是一种美德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在有效需求的范围内,节俭或消费的暂时减少,则有利于财富的增加;但是当储蓄的增加超过了有效需求的范围时,仍然节俭则会减少消费需求致使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以致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节俭这一美德就很可能成为妨碍经济增长的罪恶。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凯恩斯,正是在吸收了孟德维尔的节约有害论以及马尔萨斯关于储蓄和有效需求的理论,建立起了国民收入的决定论。他认为一国的收入取决于该国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要增加一国的收入,就必须增加有效需求。当收入一定时,储蓄和消费此增彼减,节约增加储蓄,必然使消费减少,对他本人的收入虽然没有重大影响,但是他减少的消费需求必然压低消费品的价格,减少目前的投资需求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收入。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势必会使总收入减少,其结果则是使储蓄和消费都减少。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节约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能够促进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富裕,而是恰恰相反,过度的节俭会造成失业的增加和社会的萧条。

  2、居民消费的目标是幸福快乐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通过消费过程完成他在自然界的生存、周而复始地传宗接代的过程;消费是人类自身身体的发展和精神上的不断满足。作为个体的人,他们的消费的本质无非是幸福或者快乐。幸福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意识,它反映了人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虽然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人的价值观不同,同一事物对个人意义的评价和认识也就不同,从而影响了人们对该事物的需要状况或不同程度,对人的行为也会产生相应的动力作用。价值观对幸福感起着导向、规范和调节作用,即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幸福感。

  幸福快乐的消费本质在经济学里定义为效用最大化,而效用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消费量的多少,而消费量的多少又决定于收入水平的高低(U=U(Y)),因此,收入越高,消费者能够获得的物质消费量就越多,其效用水平就越高(dU/dY>0)。当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为度量效用水平高低或福利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时,对收入增加的不断追求就成为消费者最为合理和必然的选择。问题是人们的福利或幸福快乐真的只决定于收入或物质消费的多少吗?

  不断有数据显示,在实际生活中收入的边际效用(dU/dY>0)并不普遍为正,至少大于某一最小收入水平点之后,经济增长可能会降低个人或政府的福利水平。从统计调查、行为实验和神经分析所得出的福利影响因素来看:有一半的自我估计福利是由遗传特质决定;另一半则由健康(特别是自我估计的健康)、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婚姻、智力、教育和宗教等多种因素来决定。有关幸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一些比较一致的观点:首先,富裕国家的居民普遍要比贫穷国家的居民要幸福,但是这种关系比较弱,常常显示出一些异常。比如:一些调查显示尼日利亚人要比澳大利亚人、法国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更强。第二,不断增加的收入并不会导致更多的幸福。比如,美国实际人均收入在最近几十年急剧增加,但自我估计的幸福却下降了,相似的结果也出现在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对个人的研究也显示了收入增长与幸福增长之间的较弱关系。第三,安全性似乎是幸福的关键要素,更多的福利来自于如:健康保险、老年人保障、就业和工作保障等项目的改进。第四,心理健康是影响幸福的关键要素。Frey and Stutzer and Layard认为,公共支出应该更多地花费在心理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少年儿童时期,如果要想让我们的后代拥有高而持续的福利水平,就必须保证孩子们有充足的营养、卫生保健、教育和家庭关怀。第五,富裕社会的关系一般使人更幸福,因为福利的回报使人获得更多的闲暇,政府在社会娱乐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更多,人们就可以将时间更多的花在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上。对幸福的研究也表明:GDP作为增加福利的工具更是一种曲解。Ng证明了:在进行消费者偏好分析时,如果忽略幸福这一目标,但是引入一个系统物质偏差,这一偏差与相对收入效应(相对收入效应指一些人收入的增加会直接降低其他人的效用)、环境损害效应以及超预期的过重税收负担相结合,可以解释私人消费的过度和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经济虽然增长了但是福利水平却下降了。有一些证据显示:当一个人经济上更安全时,他更可能关心后代的福利和生态环境的问题。经济更安全,并不一定是指经济上更富有,而是指社会能够为个人提供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最低的收入水平。Rangel认为社会保障有利于环境保护,如果政府把政策目标集中在幸福的主观指数而不是人均收入上,可能会有双重的收益。

  3、居民收入差距的客观存在

  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虽然从1995年开始城乡居民消费比大致呈现下降趋势,但其人均消费比2013年仍为3.1。在城乡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方面,2012年,12种耐用消费品年底拥有量中,农村居民仅摩托车的拥有量高于城镇居民,其余11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摩托车拥有量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使用方面的限制。除了一些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热水器、微波炉等以外,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外,近年来陆续走进居民家庭的新兴耐用消费品例如空调、家用电脑、摄像机、移动电话、家用汽车等,其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差距则更为明显。

  在城镇居民内部,中、高收入居民生活消费质量是明显高于低收入的居民。从2013年城镇居民购买和消费的主要商品来看,中、高收入居民消费的数量普遍多于低收入的居民,高收入居民消费的猪牛羊肉、酒类、瓜果、奶制品和服装大多高出低收入中困难居民的一倍以上。在从每百户居民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上看,在11种主要耐用消费品年末拥有量中,高收入户的拥有量普遍高于低收入户,不仅一些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空调、热水器和移动电话等,高、低收入居民仍然有不小的差别以外,近年来陆续进入居民家庭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如家用汽车、电脑、摄像机、健身器材、钢琴和消毒碗柜等,高、低收入居民之间家庭拥有量的差距更是相差甚远,在城镇约5%较为困难的居民家庭中,家用汽车、电脑、摄像机、健身器材、钢琴和消毒碗柜等消费品的拥有量几乎为零。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之间,东部沿海及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则相对偏低。2013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472元,分别高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8%、42.9.8%和42.0%,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5052.1元,分别高出中、西部及东部地区居民生活消费的43.9%、76.4%和21.6%。

  在图2-1中,城镇居民内部,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组的情况可知,2000年以来的14年内,各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持续增长,收入之间的差距也没有表现出缩小的趋势。2000年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32元、5897.9元、11299元,中等和高收入与低收入户的差距分别是2765.9元和8167元。2013年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1433.7元、24518.3元、56389.5元,中等和高收入与低收入户的差距分别是13084.6元和4495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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